12月14日，韩国110所高校的179名教授，因涉嫌完全抄袭他人著作或姑息抄袭出书被检方提起公诉。此次因专著造假而被告上法庭的教授人数创历史新高，一旦罪名成立，将会引发韩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“教授下课潮”。
“换皮出书”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盛行
韩国检方称，被提起公诉的教授涉嫌以“新皮装旧书”的方式完全抄袭他人著作，或有两本以上书籍造假，或存在允许造假书籍刊行等行为。例如，韩国某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了一本环境学的大学教材，今年3月和9月再次印刷出版。新版仅更改了书名，内容几乎原封不动，而作者却由原先的16人变更为20人。另一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控制工程的书也是如此，新书与原书改动甚微，而作者却由1人变为8人。
如此“换皮出书”，在原作基础上添加自己名字再版，或直接取而代之、替换原作者名字再版，或为掩人耳目更改原版书籍名称再版。简单来说，即“换汤不换药”。而这一手法，早在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盛行。30多年过去了，韩国检方终于开始整治。
韩国京畿道议政府市地方检察厅14日以违反韩国《著作权法》和妨碍工作罪名起诉74名教授；另有105名教授，出版抄袭著作一本，被以简易程序起诉，要求法院对其判处1000万韩元（约合人民币5.5万元）的罚款，并对涉嫌姑息他人抄袭的原作者处以300万韩元（约合人民币1.6万元）的罚款。检方还以同一罪名起诉与涉案教授勾结出书的4家出版社的5名责任人。
涉嫌抄袭著作共有38种，涵盖建筑、土木、环境、机械工学、化学等科目，全部为理工科书籍。韩国媒体指出，理工科书籍“换皮出书”盛行，源于该类图书普通读者购买不多，购买群体较为特殊，且主要在大学内部书店销售。
此次被提起公诉的教授来自韩国110所大学，这意味着全韩192所四年制大学中，超过一半的高校中有教授与“换皮出书”有牵连。其中，有知名国立大学的教授，也有私立大学教授，更不乏学界著名人士。
原作者、假作者和出版社利益链条环环相扣
根据韩国高校规定，对于曾被法院处以300万韩元以上罚金的教授，校方将不再对其续聘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此次法庭接受检方的量刑建议，涉案教授将都丢掉饭碗。因而这一起诉，或将导致韩国出现史上最大规模的教授“下课”事件。
那么，涉案者究竟缘何选择“身败名裂”的风险学术造假？韩国《亚洲经济》报道称，长期以来，原作者、假作者和出版社已形成利益链，各自从中牟利。
其一，假作者“出书立说”多为“放大”科研成果，以应对续聘评估，助推其职场晋升。韩国汉阳大学教授白永灿举例称，如果一位助教要升至副教授或加薪，校方对其研究业绩有所要求。如果要晋升，评估分数一定要高于论文评价体制规定的晋升分数，如果分数不够，可采用刊发著作的方法补足。而准备及撰写一篇高水平学术论文，试验、分析、评价，一般至少要花费一年时间。换句话说，凭“换皮出书”，假作者不需要怎么努力就可获得在期刊刊发一篇论文近两倍的分数。
其二，原作者、假作者和出版社形成利益链，环环相扣，故能一拍即合。除了假作者获利以外，由于理工科书籍在出版界为冷门，原作者为寻求将来出书门路选择默认，且再版可获得附加版税。而对于出版方，可以借机出清库存，还能以“把柄”威胁迫使相关教授无法通过其他出版社出书。
高校“袒护式惩戒”往往以“软处罚”告终
近些年来，韩国类似的学术丑闻频现。考虑到韩国法律中有关著作权的公诉时限为5年，此次审查范围为2010年之后出现的学术不端事件。而这么多年来，“造假”规模究竟有多大很难估量。除了有关涉案人员，此次事件更引发了韩国各界对学术环境的思考。
对于学术丑闻的调查，韩国一般需经过调查委员会、研究理论真实性委员会、教师人事委员会等3个过程，最少需要花费1年时间才能进入惩戒程序。高校通常采取的“袒护式惩戒”，往往以“软处罚”告终。
韩国《教授新闻》今年4月的调查结果显示，785名受访大学教授中，对于同事剽窃或重复刊载行为，54.3%的受访者赞同“低调处理”，31%的人表示会“假装不知道”。社会、学界对学术“拿来主义”存在“温情”态度，为学术丑闻滋生提供了温床。
“教授如果存在学术欺诈行为，如何能在讲台上对学生言传身教呢？”韩国《朝鲜日报》社论指出，每每出现有关学术论文是非讨论时，学界一再声明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，却毫无作用。此次事件，进一步表明了大学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紧迫性。
韩国议政府市地方检察厅副检察长金映钟指出，应该强化对授课教材或者研究成果材料的审查，改善各大学系统，杜绝科研不正之风，通过法务部清廉反馈系统和教育部共同协商改进相关制度。韩国检方认为，大多数高校都存在有组织地换封皮出假书的现象，计划成立打击学术舞弊行为的专案组，扩大调查范围。
高丽大学教授洪仁杓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，这次事件表现出了韩国学界的问题，令人羞愧。过去30年间，这类事件一直藏着掖着，此次检方调查让这一“伤口”暴露于光天化日下。希望以此为契机，让韩国学界“脱胎换骨”。
